Ein Firmengeflecht rund um die Swiss Immo Trust AG in Kaiseraugst war massgeblich an der Finanzierung der Scientology-Zentrale am Rande Basels beteiligt. Recherchen der TagesWoche zeigten, wie führende Personen in diesen Firmen mit ihren namhaften Spenden einen Grossteil des Sektentempels an der Burgfelderstrasse finanzierten.
Doch nicht nur innerhalb des Basler Ablegers von Scientology ist dieses Unternehmen eine relevante Grösse. Wie unsere Datenauswertung zeigt, gehört die Swiss Immo Trust zu den wichtigsten Akteuren im Geschäft der Umwandlung von Mietwohnungen in Stockwerkeigentum.
Die TagesWoche hat die im Kantonsblatt publizierten Handänderungen auf dem Basler Immobilienmarkt seit Mitte 2008 ausgewertet. Eine solche Transaktion beschreibt den Verkauf einer Immobilie. Naturgemäss geschieht dies bei der Umwandlung in Stockwerkeigentum in relativ kurzer Zeit gleich mehrfach. Ein Unternehmen kauft eine Liegenschaft auf, renoviert oder baut neu und bringt die Wohnungen daraufhin einzeln auf den Markt. Statt einem einzelnen Eigentümer gibt es nun viele verschiedene.
Umstrittenes Business
Dieses Business gilt deshalb als umstritten, weil dadurch sehr oft günstiger Wohnraum verloren geht. Bevor die Umwandlung in Wohneigentum möglich ist, müssen die bisherigen Mieter nämlich weichen.
Zwischen 2010 und 2014 war die Swiss Immo Trust an über 50 solcher Handänderungen beteiligt. Bei 43 davon ging es um Stockwerkeigentum, verteilt auf insgesamt fünf Bauprojekte. Die Liegenschaften befinden sich allesamt im Gebiet zwischen Schützenmatt- und Kannenfeldpark. Bei all diesen Projekten immer mit dabei: Rudolf Flösser, leitender Direktor von Scientology Basel.
Grösstes Projekt war die Überbauung zwischen der Türkheimerstrasse und dem Spalenring. Dort kaufte die Swiss Immo Trust zwei ältere Liegenschaften auf, um sie durch einen Neubau mit 21 Eigentumswohnungen zu ersetzen.
Das Projekt an der Türkheimerstrasse wurde von der
BW-Liegenschaftsverwaltung geleitet, die sich ebenfalls in den Händen einer Scientologin befindet.
Dies Leitung dieses Projekts oblag der BW-Liegenschaftsverwaltung GmbH, einer Firma von Brigitte Widmer – Scientologin und potente Spenderin für den Bau der Sektenzentrale. Die Wohnungen waren zuvor sehr günstig, eine 3-Zimmer-Wohnung kostete weniger als 1000 Franken.
Das Geschäft ging nicht reibungslos über die Bühne, weil sich einige der verbliebenen Mieter gegen ihre Kündigungen wehrten. Darunter zwei Gewerbler, eine Druckerei und ein Malergeschäft. Diese suchten Hilfe beim Mieterverband und erhoben Einsprache.
Eine erste Kündigung, ausgesprochen durch die Firma BW-Immobilientreuhand, ebenfalls aus dem Umkreis der Scientology, erfolgte zur Unzeit und wurde deshalb für ungültig erklärt. Das Bauprojekt in seiner ersten Version (hauptsächlich 1- und 2-Zimmer-Wohnungen) hielt der gerichtlichen Prüfung ebenso wenig stand und wurde für untauglich befunden. Die Mieter durften ein Jahr länger bleiben.
Nachträgliche Kosten
Unangenehm aufgefallen ist die Swiss Immo Trust auch auf dem Land. 2008 berichtete etwa der «Blick» von einer Überbauung in Therwil. Dort wurde sämtlichen 28 Mietparteien wegen Sanierungsbedarf gekündigt – ihre Wohnungen wurden danach während der Euro 08 aber für mehr als 400 Franken pro Tag an Fussballfans zwischenvermietet.
In einem anderen Fall in Oberwil kam es zwischen dem Unternehmen und
26 Käuferparteien von Eigentumswohnungen zu einem Streit wegen einer Rechnung von 600’000 Franken. Die Swiss Immo Trust wollte diese Anschlussgebühr für Wasser und Kanalisation nachträglich auf die Käufer überwälzen.
Diese gingen jedoch davon aus, dass diese Gebühren bereits im Kaufpreis enthalten gewesen waren. Erst nachdem wiederum die BaZ recherchiert hatte, zeigte sich die Swiss Immo Trust einsichtig und verzichtete auf die Forderung.
Thursday, April 25, 2019
Thursday, April 11, 2019
中国三年扫黑除恶迎“中考”：暴露的问题与前景
中国自2018年1月发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期三年。一年多以来，从一线城市到乡镇街头，“扫黑除恶”的标语屡屡见诸中国各地。
在这项席卷中国的斗争时间即将过半之时，中国全国扫黑办于4月9日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由四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扫黑除恶斗争所涉刑事案件的四个意见。有专家向BBC中文表示，此时发布这四个意见显示，中国官员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
暴露问题
据新华社消息，中国全国扫黑办9日发布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四个意见，涉及扫黑除恶斗争中四个方面的问题，具体包括“恶势力”刑事案件、“套路贷”刑事案件、“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的财产处置、以及“软暴力”刑事案件。
四个文件出台表明，在中期到来之际，这场斗争面临的要求已发生变化。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在发布会表示，截至今年3月底，中国起诉涉黑涉恶犯罪案件共计14226件，涉及79018名人员。目前大批涉黑涉恶案件已陆续进入起诉、审判环节，这对“准确适用法律法规”提出了更高要求。
“现在发布这些文件表明，处理这些案件的官员在操作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穆秋瑞（Ryan Mitchell）告诉BBC中文。
“如果过去一年多的扫黑运动效果非常好，那（他们）也就不需要出台这些文件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锐生向BBC中文表示。
在各地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过不少有争议的规定，且对黑恶势力也有自己的解释。比如山东省检察院去年“下指标”，要求当年每个基层检察院至少处理一起涉黑案件，否则年终考核一票否决。还有湖南湘潭、山西忻州以及河北井陉三地，将家中独生子女去世的“失独家庭”列入扫黑除恶“重点监察对象”，山东济南警方在界定“黑恶势力29种常见外在表现形式”时，在第一条便指出相关人员的特征包括“佩戴夸张金银饰品炫耀的人员和以凶兽文身等彪悍、跋扈人员”。
新出台的四个文件对“恶势力犯罪”有关概念给出了界定标准，也对这些案件的处理方法作出规定。穆邱瑞认为，这四个文件的基本作用是向警方、检方及法院就界定及处理“犯罪组织”提供指导。这可以让基层官员与斗争的整体目标及方向保持一致，同时继续向公安系统强调扫黑案件的重要性。
曾锐生指出，纵观四个文件，看上去像是“全盘都打”，但其实只是集中在表面问题，没有触及核心，而这也真是这场“扫黑运动”的问题所在。“要扫黑就必须要打掉组织，打掉保护他们的腐败官员。如果做不到这两点，那就没有在做什么有效的工作，”他说。
习近平时代的扫黑除恶
这场扫黑除恶斗争与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联系密切。2018年1月下发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中指出，要把黑恶势力犯罪同反腐败、基层“拍蝇”以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虽然从公开资料不可能了解这些措施是如何执行的，但这场斗争绝对产生了大量的调查和定罪，”穆秋瑞说。据中国官媒《经济日报》今年1月报道，自去年1月以来，中国公安机关共打掉涉黑组织1292个、恶势力犯罪集团5593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9270起，缴获各种枪支851支，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621亿元，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7.7%，八类严重暴力案件同比下降13.8%。
穆秋瑞指出，如果说之前的反腐运动针对的是中共党员滥用公共财产和权力的问题，那么这场扫黑斗争便将矛头伸出党外，瞄向社会的各个角落。
“这个政策的出发点非常好，但因为只重视数字，使得它并没有很有效。”曾锐生认为，虽然有一些关于打击“保护伞”的报道，但与案件总数相比，“并没有看到太多”被处理的组织头目数字，显示被处理的大多是“小兵”。“如果没有办法让‘小兵’改过自新的方法，做完牢他们还是容易回到那个道路，这对长期目标没有帮助。”
这场扫黑斗争也让许多人联想到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2009年掀起的“打黑专项运动”。2011年时任重庆市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曾介绍称，两年来重庆立案侦办涉黑涉恶团伙405个，抓获涉案人员4425人，“打黑”也成为薄熙来的一个标签。2012年3月，薄熙来在“两会”后先后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及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并因被控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于2013年9月22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穆秋瑞指出，薄熙来“打黑”与习近平“扫黑”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均可以显示出共产党在面对这类问题时显示的结构性特征：即比起政策透明度及对舆论监督，共产党只能采取从上而下、由党领导的行动。他认为，薄熙来的“打黑”是为巩固自己权力，而习近平的“扫黑”则更凸显整个中共对非法资金侵蚀党的权威的担忧。
在这项席卷中国的斗争时间即将过半之时，中国全国扫黑办于4月9日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由四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扫黑除恶斗争所涉刑事案件的四个意见。有专家向BBC中文表示，此时发布这四个意见显示，中国官员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
暴露问题
据新华社消息，中国全国扫黑办9日发布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四个意见，涉及扫黑除恶斗争中四个方面的问题，具体包括“恶势力”刑事案件、“套路贷”刑事案件、“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的财产处置、以及“软暴力”刑事案件。
四个文件出台表明，在中期到来之际，这场斗争面临的要求已发生变化。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在发布会表示，截至今年3月底，中国起诉涉黑涉恶犯罪案件共计14226件，涉及79018名人员。目前大批涉黑涉恶案件已陆续进入起诉、审判环节，这对“准确适用法律法规”提出了更高要求。
“现在发布这些文件表明，处理这些案件的官员在操作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穆秋瑞（Ryan Mitchell）告诉BBC中文。
“如果过去一年多的扫黑运动效果非常好，那（他们）也就不需要出台这些文件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锐生向BBC中文表示。
在各地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过不少有争议的规定，且对黑恶势力也有自己的解释。比如山东省检察院去年“下指标”，要求当年每个基层检察院至少处理一起涉黑案件，否则年终考核一票否决。还有湖南湘潭、山西忻州以及河北井陉三地，将家中独生子女去世的“失独家庭”列入扫黑除恶“重点监察对象”，山东济南警方在界定“黑恶势力29种常见外在表现形式”时，在第一条便指出相关人员的特征包括“佩戴夸张金银饰品炫耀的人员和以凶兽文身等彪悍、跋扈人员”。
新出台的四个文件对“恶势力犯罪”有关概念给出了界定标准，也对这些案件的处理方法作出规定。穆邱瑞认为，这四个文件的基本作用是向警方、检方及法院就界定及处理“犯罪组织”提供指导。这可以让基层官员与斗争的整体目标及方向保持一致，同时继续向公安系统强调扫黑案件的重要性。
曾锐生指出，纵观四个文件，看上去像是“全盘都打”，但其实只是集中在表面问题，没有触及核心，而这也真是这场“扫黑运动”的问题所在。“要扫黑就必须要打掉组织，打掉保护他们的腐败官员。如果做不到这两点，那就没有在做什么有效的工作，”他说。
习近平时代的扫黑除恶
这场扫黑除恶斗争与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联系密切。2018年1月下发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中指出，要把黑恶势力犯罪同反腐败、基层“拍蝇”以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虽然从公开资料不可能了解这些措施是如何执行的，但这场斗争绝对产生了大量的调查和定罪，”穆秋瑞说。据中国官媒《经济日报》今年1月报道，自去年1月以来，中国公安机关共打掉涉黑组织1292个、恶势力犯罪集团5593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9270起，缴获各种枪支851支，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621亿元，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7.7%，八类严重暴力案件同比下降13.8%。
穆秋瑞指出，如果说之前的反腐运动针对的是中共党员滥用公共财产和权力的问题，那么这场扫黑斗争便将矛头伸出党外，瞄向社会的各个角落。
“这个政策的出发点非常好，但因为只重视数字，使得它并没有很有效。”曾锐生认为，虽然有一些关于打击“保护伞”的报道，但与案件总数相比，“并没有看到太多”被处理的组织头目数字，显示被处理的大多是“小兵”。“如果没有办法让‘小兵’改过自新的方法，做完牢他们还是容易回到那个道路，这对长期目标没有帮助。”
这场扫黑斗争也让许多人联想到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2009年掀起的“打黑专项运动”。2011年时任重庆市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曾介绍称，两年来重庆立案侦办涉黑涉恶团伙405个，抓获涉案人员4425人，“打黑”也成为薄熙来的一个标签。2012年3月，薄熙来在“两会”后先后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及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并因被控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于2013年9月22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穆秋瑞指出，薄熙来“打黑”与习近平“扫黑”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均可以显示出共产党在面对这类问题时显示的结构性特征：即比起政策透明度及对舆论监督，共产党只能采取从上而下、由党领导的行动。他认为，薄熙来的“打黑”是为巩固自己权力，而习近平的“扫黑”则更凸显整个中共对非法资金侵蚀党的权威的担忧。
Wednesday, April 3, 2019
中国全面管制芬太尼，为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示好
4月1日（周一），中国宣布将把一切芬太尼类药物列为管制品。从5月1日起，所有芬太尼相关的物质都将纳入毒品管制范畴。
芬太尼（Fentanyl）是一种功效强大的止痛药，在北美正被越来越多人滥用。中国被认为是芬太尼和类似药物的主要来源。
芬太尼是中美关系中又一争持点。深受芬太尼滥用问题困扰的美国一直向北京施压，要求其加强对此类药品的管控。去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20峰会之后展开贸易谈判时，习近平当面承诺管制芬太尼。
中国公安部、国家卫生委员会，以及国家药监局周一发布公告称，将芬太尼类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此前，芬太尼本身已在管制名单上，此次将所有芬太尼类物质都加入管制名列，意在打击以更改药物配方来钻法律空子的走私行为。
芬太尼便宜、易得且毒性强，功效比吗啡强50至100倍，少量即足以致死，在美国仅被批准用于癌症等引起的严重疼痛。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芬太尼在全美每年导致超过1.8万人死亡，超越海洛因与羟考酮，成为美国最致命的药品。 去年5月，美国执法机关在内布拉斯加州搜获54公斤芬太尼药品，这一剂量估计足以杀死2600万人。
然而，中国官员在宣布全面管制芬太尼同时，否认美方关于中方管制不力的指控，反指美国需要解决自身问题。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刘跃进表示，美方关于“大部分芬太尼来自中国”的指控“缺乏证据、有违事实”。
“中国对芬太尼类药品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合法厂家生产的芬太尼类药品从来没有发生过流弊，也不可能流入美国。”他指，中国执法部门侦破过数起涉及芬太尼的案件，境内外违法分子以伪装、夹藏等方式通过国际邮包输往美国。“但数量极为有限，不可能是美国的主要来源。”
中方禁毒官员强硬反击美国执法不力，但中国全面管制芬太尼的举措，相信会被解读为特朗普政府的一大胜利。
管控芬太尼在如今波涛汹涌的中美关系中，属于“低垂的水果”（low-hanging fruit，则可轻易达成的成果），中方需要作出的让步并不大，而它又恰恰是特朗普政府锐意有所作为的议题。
特朗普对打击芬太尼的态度坚决，在2017年8月，他曾宣布国家进入应对毒品危机的紧急状态。12月会面习近平时，特朗普提出加强监管芬太尼的要求，并在推特公开赞许中方当即许下承诺。
刘跃进表示，美国自身存在对处方止痛药滥用及监控不力、药企利益驱动等问题，这些因素导致毒品滥用问题严重。
“（美国）对毒品危害宣传不够，一些人将吸毒与自由、个性、解放等标签挂钩，现半数以上的州又实行了大麻合法化。”刘跃进表示，美国如果想真正解决其芬太尼物质问题，要“加强国内工作”。
美中贸易谈判正处在关键节点，本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带领的团队将抵达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财政部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展开新一轮磋商。
“落实承诺”是贸易谈判过程中美方一提再提的关键词，相信美国将会继续观察中国如何落实这一承诺，尤其在打击非法化工厂家与网络黑市方面。
芬太尼（Fentanyl）是一种功效强大的止痛药，在北美正被越来越多人滥用。中国被认为是芬太尼和类似药物的主要来源。
芬太尼是中美关系中又一争持点。深受芬太尼滥用问题困扰的美国一直向北京施压，要求其加强对此类药品的管控。去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20峰会之后展开贸易谈判时，习近平当面承诺管制芬太尼。
中国公安部、国家卫生委员会，以及国家药监局周一发布公告称，将芬太尼类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此前，芬太尼本身已在管制名单上，此次将所有芬太尼类物质都加入管制名列，意在打击以更改药物配方来钻法律空子的走私行为。
芬太尼便宜、易得且毒性强，功效比吗啡强50至100倍，少量即足以致死，在美国仅被批准用于癌症等引起的严重疼痛。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芬太尼在全美每年导致超过1.8万人死亡，超越海洛因与羟考酮，成为美国最致命的药品。 去年5月，美国执法机关在内布拉斯加州搜获54公斤芬太尼药品，这一剂量估计足以杀死2600万人。
然而，中国官员在宣布全面管制芬太尼同时，否认美方关于中方管制不力的指控，反指美国需要解决自身问题。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刘跃进表示，美方关于“大部分芬太尼来自中国”的指控“缺乏证据、有违事实”。
“中国对芬太尼类药品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合法厂家生产的芬太尼类药品从来没有发生过流弊，也不可能流入美国。”他指，中国执法部门侦破过数起涉及芬太尼的案件，境内外违法分子以伪装、夹藏等方式通过国际邮包输往美国。“但数量极为有限，不可能是美国的主要来源。”
中方禁毒官员强硬反击美国执法不力，但中国全面管制芬太尼的举措，相信会被解读为特朗普政府的一大胜利。
管控芬太尼在如今波涛汹涌的中美关系中，属于“低垂的水果”（low-hanging fruit，则可轻易达成的成果），中方需要作出的让步并不大，而它又恰恰是特朗普政府锐意有所作为的议题。
特朗普对打击芬太尼的态度坚决，在2017年8月，他曾宣布国家进入应对毒品危机的紧急状态。12月会面习近平时，特朗普提出加强监管芬太尼的要求，并在推特公开赞许中方当即许下承诺。
刘跃进表示，美国自身存在对处方止痛药滥用及监控不力、药企利益驱动等问题，这些因素导致毒品滥用问题严重。
“（美国）对毒品危害宣传不够，一些人将吸毒与自由、个性、解放等标签挂钩，现半数以上的州又实行了大麻合法化。”刘跃进表示，美国如果想真正解决其芬太尼物质问题，要“加强国内工作”。
美中贸易谈判正处在关键节点，本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带领的团队将抵达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财政部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展开新一轮磋商。
“落实承诺”是贸易谈判过程中美方一提再提的关键词，相信美国将会继续观察中国如何落实这一承诺，尤其在打击非法化工厂家与网络黑市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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